公元1722年，经历了长达六十一年统治的康熙皇帝因故去世，结束了他在位期间的辉煌篇章。提起康熙，人们往往会想到他在位时的辉煌战绩：平定鳌拜，剿灭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以及三次征讨外敌葛尔丹。这些军事行动令人印象深刻，但鲜有人会注意到，这些胜利背后耗费了多少庞大的人力与物力支持。
康熙去世后，继位的是其儿子雍正皇帝，他在后世因严厉整顿官场而得了“抄家皇帝”的绰号。雍正刚刚登基的那一年，便将曾被康熙革职的官员年希尧调任广东巡抚。年希尧并非普通人物，他的弟弟年羹尧曾是雍正年轻时的得力干将，而他的妹妹则是雍正宠爱的妃子。
那么，雍正提拔年希尧，是否仅仅因为他是自己的大舅哥？当然不止于此。年希尧虽然被康熙革职，但他之前曾任安徽布政使这一省级重要官员，且曾担任广东按察使，对广东地区颇有经验。因此，雍正派他到广东，也并非完全依靠私人关系，而是结合了年希尧的官场履历。
年希尧抵达广东后，雍正亲自写信给他，信中直截了当地询问：“大舅哥，你在广东的灰色收入一年大概是多少？”年希尧一时间难以启齿，但面对这位熟悉且经验丰富的妹夫，他也不好撒谎。毕竟，雍正早年身经百战，处理过户部财政亏空等棘手问题，他的问话并非空穴来风。
展开剩余77%再加上年希尧被革职的原因正是因为经济问题，他最终坦诚自己每年约有六万五千两的灰色收入。雍正收到实话后，并未如影视剧中那般冷酷无情，反而回复道：“你说实话，朕甚为欣慰。”当时，年希尧并不知道，雍正同样向其他官员发问，最高的灰色收入竟达到二十万两！
在清朝，年希尧这一级别的官员，合法年薪不过一百多两银子。虽然各级官员灰色收入惊人，雍正却没有急于惩处。他的丰富官场经验告诉他，吏治问题不能单靠严刑峻法解决。若一味清理贪腐，谁来接替这些岗位？新官上任真的会廉洁奉公吗？一年几百两的官薪，连基本的人情世故和日常花费都难以支撑。
那么，这些灰色收入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细说起来大概有三种主要来源：
第一，是下级官员向上级献礼。在古代，这是灰色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送礼既是尊敬上级的礼节，也是官场惯例，逢年过节和临时求助时尤为明显，礼物往往必不可少。
第二，是贪污公款。腐败几乎与古代历史同龄，方式繁多，层出不穷，从未根除。
第三，是盘剥百姓。俗话说，“灭门的知府，破家的县令”，基层官员就能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因官员薪水低，政府默许他们多收一些税收折损，以补贴家用。税收量大且稳定，这部分“灰色”收入颇为可观。
仔细分析可见，下级送礼的钱财从何而来？无非是贪污和盘剥这两项的“钱袋”，而这两者都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极为不利。
面对这一难题，经验丰富的雍正皇帝决心痛下决心整顿。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两点：
首先是“高薪养廉”。雍正推行“养廉银”政策，给各级外派官员发放生活补贴，保障他们衣食无忧，从而减少贪污侵占公款和盘剥百姓的动机。据史料记载，年希尧这一级别官员的养廉银约为一万两左右，其他官员普遍高达正常工资的百倍，有些甚至是两百倍，基层知县年补助也有几百两银子。
那么，如此巨额开支，雍正又从何处筹措资金？
第二，实行“火耗归公”制度。过去税收中附带的折损补偿由地方官自行掌控，雍正明确规定比例，使地方收取的银两有了严格限制，且这些钱必须上缴中央，从而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此外，他还推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合理转入土地税）、“官绅一体纳粮”（打破绅士阶层免税特权）、“改土归流”（整顿云南铜矿，方便国家造币）等多项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些改革措施是否取得效果？
的确，虽然雍正无法彻底根除官员贪腐（毕竟封建制度本身限制了根本改变），但他成功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国家财政大幅增长。康熙晚年因连年用兵，吏治严重败坏，留给雍正的财力捉襟见肘，仅有数百万银两。雍正执政十余年后，积累财富已增至数千万，为乾隆皇帝打造了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国库。
二是百姓生活得以改善。有人可能质疑，既然官员和政府收入能统计，百姓收入怎么评估？但从人口增长可见一斑：康熙末年大清人口约七千万，乾隆盛世时已接近三亿。如此惊人的人口增长，正是百姓经济状况改善的重要标志，而这增收不单是金银，还包括生活必需品和物资的丰富。
由此可见，康乾盛世的繁荣与强盛，离不开雍正这位承前启后的皇帝，他为大清王朝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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