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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奥运会将在巴黎开幕，一些看点已经提前释放。比如，本届是对百年前在巴黎举办的1924年奥运会的致敬、奥运会第三次来到现代奥林匹克创始人顾拜旦的故乡、低碳及可持续办奥运的新理念，以及将在塞纳河上举行的前所未有的开幕式等，引人遐想。

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上海体育大学教授熊欢来说，奥运会也是一次重要的观察机会。在前不久出版的新书《身体、社会与运动》中，熊欢提出了众多看待体育的视角。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体育已不仅仅是比赛，而是文化，场内场外有无数的新现象涌现，有时令人激情勃发，有时也令人疑惑不解。

尽管奥运会比赛门票很抢手，熊欢还是努力买到了羽毛球半决赛的门票，她说自己平时很喜欢打羽毛球，也相信在半决赛中能看到中国选手的身影。虽然在书中提到了奥运会对现代国家认同塑造的作用，探讨了“金牌至上”等当代体育异化现象等问题，但她还是想以一个普通体育迷的身份去享受奥运会。

巴黎奥运会将有哪些值得关注之处？当代体育大赛与日常的体育生活有怎样的关系？从文化视角来看，大赛意味着什么？第一财经连线采访了目前正在欧洲的熊欢。

2024美洲杯足球赛半决赛，阿根廷队以2:0战胜加拿大队美洲杯官网图

第一财经：欧洲杯、美洲杯刚结束，奥运会即将开幕。今夏国内舆论关注这些大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声音，认为比赛不如以前好看了，关注体育大赛的人少了。大赛的吸引力下降了吗？最近你在欧洲感受如何？

熊欢：后疫情时代，体育赛事的群众参与度受到一些影响。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也可能影响到赛事的宣传效果。观察社交媒体会发现，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最近在西方，英、法大选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遇刺事件，都或多或少会冲淡人们对体育赛事的关注。

深层来讲，我认为跟国内国外社会经济环境有关。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人们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体育活动属于社交、尊重、自我实现这个层级，是层级比较高的。在最近的社交平台热搜上可以看到，中国奥运健儿出征的内容，评论区有相对消极的声音存在，一些网友会质疑金牌和竞技体育的高投入与国民日常生活的关系。这说明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们对马斯洛需求层次中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求，当前更加看重。

从文化上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体育赛事的关注也不一样。就拿今夏来说，国内对奥运会的关注可能更高，欧洲特别是英国对欧洲杯的关注度更高，因为他们在这个项目上有深厚的传统、较高的竞技水平和广大的球迷群体。

对英国的球迷来说，欧洲杯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英格兰队打进决赛之后，英国政府规定周一上午上班、上学可以迟到，并对周末晚上计划出行的人给出交通提示。对人们出门集会观看欧洲杯，可能庆祝到比较晚，政府都有一套制度安排来应对。这就是一种文化了，让赛事形成一个盛大的节日，营造很好的氛围。国家不是在倡导，而是去服务人们的观赛氛围。

另外，法国政府推行可持续办奥运，实际上是降低我们过去习惯认为的奥运会主办标准。总的来说，大家有多关注大赛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人们内心对体育的热爱和参与比赛的欲望还是没有减弱，只是表现方式、传播路径可能会呈现得更加分散和灵活了。

第一财经：体育大赛也是一种传媒产品，需要考虑全球目光。跟以往相比，你认为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有什么新的标准出现吗？

熊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并且很专业的问题，体育管理学里面有赛事举办和赛事传播的专业，专门关注这个问题。从我的感受来看，没有统一的标准。体育项目吸引人的地方不同，受众群体和参与度也不同，整体来看，一届赛事想受欢迎，要回归体育项目本身的独特性和传统。

比如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它在英国历史悠久，能平衡好一些现代要素，打造出了世界级的赛事品牌。国内很多名人专程来看温网。温网的特色就是网球本身，天然草地、白色球服、观赛体验，以及王室贵族的出现，使它很难被其他赛事效仿。

像奥运会这样的大型综合赛事，可能需要考虑几个要素。首先是本土化的参与和融合。虽然全球化的传播，是通过网络媒介技术、全球公司赞助、多语种字幕等元素，提供一种全方位的服务，满足全球观众的需求，但是本地化的参与也很重要。主办城市和国家，如何通过办赛的具体手段，增强本地居民的参与感和热情，也是国际赛事的一个重要要素。

其次是要增强观众的参赛体验。线上线下赛事体验，营造良好的公共环境和公共文化空间等等，要给大家一种参与感。还有一些技术因素，比如在赛事组织中通过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去激励大家关注，制造话题引导大家持续性地追踪赛事，以及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的关注等。

话说回来，赛事的核心还是体育本身。不仅是运动的形式，还有价值和观念，都可以在赛事举办中，通过一些手段和平台表现出来。开、闭幕式，小的互动环节和文化活动，都可以用来展示运动带来的兴奋感。可持续发展、公益、危机管理，以及最基本的“算经济账”，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财经：你怎么解读这届奥运会第三次在巴黎举办、致敬1924年奥运会这两点，在你看来这届奥运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熊欢：这100年见证了奥运会的发展轨迹，当然也是对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的致敬。21世纪的奥运会，核心价值是多样性和包容性。可能这届奥运会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对19世纪末顾拜旦将“奥运会作为精英男性的一种运动展示”这一观念的巨大发展与进步。

今天，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本身都非常重视性别平等，努力确保男女运动员在参与机会和资源分配上更多公平。尽管顾拜旦的初衷和时代背景限制了早期奥运会的性别平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超越了原有的局限，推动了更广泛和包容的体育文化。这届应该是历史上性别比较均衡的一届奥运会。对于运动员背景、国别和性别的广泛代表性，巴黎奥运会是否能更好地体现和推广多样性和包容性精神，这是值得期待的。

可持续发展路径也会是这届奥运会的一个新的意义。从简办奥运，从场馆的建设到能源、废物处理、各种建设标准等，也是在回归体育本质或体育赛事的本质。这当然跟全球经济的大环境有关，但可以更多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去思考体育赛事的本质是什么。从“盛世”到简朴，也许是一个百年的回环。这些变化也会引发新的争议与反思，比如说奥运会到底是比身体还是比科技？

在巴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也很有意思。巴黎是“文化的首都”，如何通过奥运会展示本地文化，兼顾全球观众的多元需求？怎么利用奥运会提升巴黎的城市形象，推动城市的长期发展？前几天法国体育部长亲自到塞纳河里游泳，想回击外界对水质的不满。

国际奥委会现在也很重视社会影响力，想通过奥运会达成健康教育的目的。在大型赛事里展示出社会团结，消解全球不稳定因素，实现“在一起”的理念。

巴黎奥运会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开始。它会不会成为更多城市和国家办奥效仿的对象，我们拭目以待。

第一财经：说到大赛，网上经常能看到一些争论，比如中国男足一输球，就会有这样的声音：投这么多钱还踢不好，不如解散，钱省出来给女足，给群众体育，支持青训，等等。也有人说，现在孩子都愿意打电竞，也是体育，有限的预算就应该支持人们喜欢的运动。还有人说看奥运会不如看“村BA”。到大型体育赛事上去争金夺银，还是社会上每个人都参加运动，这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

熊欢：这是一个老话题。人们这样看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从大的层面是统一规划的，竞技体育、群众体育都在下面，所以才会有“把钱投到哪”这样的问题。其实高水平竞技运动的发展和群众体育参与是一个互动关联的自然状态，各部分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体育参与的形式是多样的，直接参与比如去健身、跑步，间接参与比如观看比赛、买赛事文创产品等，两者也是互相关联的。只有开始运动，喜欢这项运动，你才会去观看比赛；或者喜欢观看比赛，喜欢某个运动员，吸引人去参与这项运动。

大型赛事里也有个体的互动，不一定就是宏大叙事，赛事新闻里有很多微观叙事，这种叙事也可以促进人们对体育的热爱和直接参与。健身也可以成为一种政治，成为身体的叙事。

个体的参与和竞技体育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教授提出了“体育社会化”，就是让体育回归到社会的文化或实践，体育是一种市场环境。一个项目，吸引大家参与，人们纷纷去练，会形成良好的资源流动。不是拍脑袋想去做哪个，如果有更多人去参与中国足球，不管是踢还是看，吸引到的资源就会多，如果大家觉得没什么可看的，完全可以去投入其他的项目。

从市场规律来看，大众体育是竞技体育或体育赛事的基础，竞技体育的成就会影响大众对体育项目的参与度，这样形成比较良好的互动关系。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个人健身和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与大型体育赛事是互相冲突的。

第一财经：你的新书《身体、社会与运动》是一本体育社会学著作，你在书中提到希望大众读者也能从阅读中得到启发。体育社会学能给大众带来什么？

熊欢：我是学社会学，后来跨到体育社会学领域来的。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子学科。我觉得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实践，它能反映宏大的社会问题，包括阶层、流动、权力关系等。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帮助大众从最容易观察和体验到的身体现象以及生活方式——体育运动，去洞察和思考我们的社会。体育是一面棱镜，能折射出什么样的个体、社会、国家、文化等更广泛的问题？

除此之外，体育社会学有助于大众更全面地理解体育运动，更好地投入、发展体育事业。体育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身体活动和竞赛，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社会系统。从其社会功能来看，对体育怎样促进个体发展，已有很多研究，比如体质精神、社会生活、人格交往；还有促进社会发展，包括社会公平、公正、包容、法治等，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体育运动，通过参与赛事、观赛等方式，尝试去推动的。文化交流层面也是，体育可以使人互相尊重、理解，使人接受多元包容和创新。

当然，体育社会学研究也可以揭示或消解一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消极问题。体育与社会一样，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系统，同样面临着暴力、越轨、剥削、歧视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急需改善。而体育社会学恰恰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重要的公共效应，推动体育文化和实践的健康发展。